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还涉及到人口和资源供给、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视角，才可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
文/李铁
这已经是我关于人口讨论的第十篇文章了。我特别注意到，梁建章先生在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文章中，还是局限在人口的单一思维逻辑里。这也是很多学者会出现的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往往把某一个问题过度放大，而忽视了全局性。
这也是就人口问题持续两个月的讨论中，我和梁建章的根本分歧所在。
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
梁建章在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在以往的文章都做过专门的论述和回应，可能是被他忽视了。例如，在日本，养老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这个例子证明，高福利化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制度负担。这也是我在与日本的相关官员和学者讨论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梁建章在新文章中让我回答的几个问题，我此前其实都已经做出了明确表述，可以再重申一下。
一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二是控制人口的政策具有时代特征，如果在当时人口过度增长，中国将面临极度贫穷的压力。如果当年不去实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可能达到18亿，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过去控制人口不意味着将永远控制人口。也就是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制定生育政策时就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放开生育控制是趋势。但是什么时候放开，怎么放开，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不仅仅只考虑生育率这一个因素。
三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四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四是未来人口到底多少为好？现在无法做出定论，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以及保持收入水平增长的能力。同时，还要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是人均水平达到，或是接近发达国家标准？据此实现总体的平衡，应该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目标。
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接近人均1万美元的GDP水平，但是继续增长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还要解决无数个发展的难题，更要解决人口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其实讨论到今天，我和梁建章他们的观点分歧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就是看待人口问题是只从生育率出发？还是看人口多寡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显然，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还涉及到人口和资源供给、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视角，才可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体现出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之间，考虑问题方法和方式的区别。
梁建章的观点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人口状况的重要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毕竟人口会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还要借鉴各类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的观点中，更看重的是人口的结构，不仅仅是年龄的结构，更抱括素质的结构，同时还要考虑到涉及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现有国情可能提供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空间等问题。这些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外部的竞争条件。
要考虑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
当中国人口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中低收入的水平，鼓励生育更多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比如，财政能力目前无法满足现实人口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鸿沟，而且生育率较高的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仅仅这些就足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是否需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一个同事每个月有39元工资，每个季度能得到的工会困难补助有20元，他靠这些供养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4个孩子。在这种贫穷的状态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长期营养不良，而且工友自己也劳累不堪。
我曾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虽然很多人看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的贫困，几个子女出门只能轮换着穿仅有的衣服和裤子。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贫困的农村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从6亿-7亿下降到的现在的500万-600万，但是，如果把城市人中的中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特别是都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生活进行比较，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现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对仍占不到40%的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多年，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打工者，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得到城镇的户口并平等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那些人口流入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相当一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子女是自费在民办的中小学读书，一家人的医疗是通过民间渠道和自费来解决。
试问，连现在的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我经常在公开讲话和文章里谈到，就是我们在酝酿或者出台一项政策的时候，要切忌所谓的“精英思维”模式。许多学者或者是企业家，并没有去农村和基层考察过，也缺少对现实的了解。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去建立所谓的理论模型，可能一切都会想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理想化的观点一旦遇到现实，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正是因为人口与社会之间紧密关联，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更为严峻的现实，这既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供给，也涉及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更涉及到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而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抛开这些，只是进行简单的计算，就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十几亿人基本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只会是空想。
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很多学者和专家往往只从一个选项去考虑问题，而在政策咨询领域，可能要考虑到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而决策者更是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和客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统一。
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不重要，其实这些观点已经列入了政策咨询的选项，并被当作重要的参考。但是最终要形成政策，是要综合多方面的意见，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而且经过反复的考量。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智库以及决策者的共同成果。其中，专家和学者在长期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也会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梁建章进行了如此深入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各自观点，这对于未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包括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观点，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我和梁建章的一系列文章，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谁说服谁，价值在于我们有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充分地讨论关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编辑：朱弢
